（姚国瑾）

　　

　　刘刚，1963年生，字蒙一，别署向山楼主，祖籍山东宁津。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佛教协会理事，九三学社社员，山西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古文字委员会副主任，太原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晋阳印社副社长，五台山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山右印学社社长。初学吕岳挺先生，继而问学徐正濂先生，后师从林鹏先生。四十多年孜孜不倦，因而书法功力精深，学养富厚。他书法创作五体皆擅，尤以篆刻和篆书猩红热病最富盛名。其篆刻参加过第四届全国篆刻展，第五届中青展。作品被多家机构收藏，多家报刊报道、刊登。

　　刘刚不仅注重“印从书出”，更注重“印外求印”，注重个人修养与技艺的相互熔铸。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文博大家张颔曾赞其：字法严谨，配篆妥帖，深得汉印精髓。草书大家林猩红热病鹏先生为他题词：人忠厚，喜读书，善思考，技艺精。

　　刘刚兼修书印理论，先后完成《林鹏生生草书近作述评一一兼论衰年变法》、《素纸朱泥印狂狷一一林鹏先生篆刻赏评》、《向山楼谈艺录》等文章，在省市刊物发表并获奖。印行有《刘刚篆刻》（三晋出版社）、《文源印痕·刘刚卷》（文源斋）、《雅舍清风·刘刚书房联作品集》（麒麟画馆）、《刘刚汉印教学讲义》（麒麟画馆）等专著与作品集。

　　与此同时，刘刚先生长期从事书法教育，从1995年开始受聘于太原师范学院书法系，教授书法篆刻，深得校方和学生的信任，桃李满三晋。近年受邀担任麒麟画馆、行余书社等单位任书法导师，使200余名成人书法爱好者直入快车道而登堂入室，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篆书《和顺致祥》

　　

　　篆书《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篆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篆书联《奇石尽含千古秀；春光欲上百年枝》

　　

　　篆书联《书有金石气；笔存屋漏痕》

　　

　　篆书联 《印宗秦汉刀锋存古质；书法晋唐笔底赋今妍》

　　

　　篆刻《不亦乐乎》

　　

　　篆刻《养气》

　　

　　篆刻《一默如雷》

　　

　　篆刻《精进》

　　

　　

　　篆刻《妙处无物独自春》

　　

　　

　　篆刻《澄心堂》

　　

　　篆刻《风峪玉带》（太山十景之一）

　　

　　

　　篆刻《勉庐》

　　

　　篆刻《坐忘》

　　

　　篆书《清心》

　　

　　隶书《守正》

　　

　　楷书《养天和》

　　

　　行书《怀若气同》联

　　

　　行书《春风古贤联》

　　

　　行书《水环兰护》联

　　

　　行草《陶渊明饮酒》

　　

　　草书《秋兴八首之一》

　　

　　草书《李白诗》八条屏

　　书法也好，篆刻也罢，在过去始终没有成为一种职业，因为在士人眼中书印诸艺只是一种媒介，通过诸艺的修炼，去达到人格的完美和升华。由此可知，古代的诗、书、画，即甚至琴、棋等等在士人眼中都只是一种体现或塑造人的道德精神的手段而已，它本身并不是真正的目的。这种观念到了现代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一些所谓的书法家那里，艺术本身就是目的，有人努力想使之成为一种职业，由于以上观念的不同，导致现代人对传统经典的曲解和漠视，这也就不奇怪了。明代文学家洪应明说：“琴书诗画，达士以之养性灵，而庸夫徒赏其迹象；山川云物，高人以之助学识，而俗子徒玩其光华。可见事物无定品，随人识见以为高下。故读书穷理，要以识趣为先。”

　　士可百为，唯不可俗。俗，反映出的是人的学识浅薄，或见解不高，或胸襟狭隘，甚至气质卑劣，除非读书，是永远不能改变的。所以，为了表现而表现。强迫艺术就范于人的主观要求。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钱钟书说：“俗是含了一种过分的行为。”一切天然的自在的东西都不会是俗的，粗鲁不是俗，愚陋不是俗，甚至呆板也不是俗，只有粗鲁的装细腻，愚陋的装聪明，呆板的装伶俐才是俗气，所以俗人就是矫揉造作，装模作样的人，即伪善的人，不真诚的人。一位美国作家也曾说过：“糟糕和恶俗之间有什么区别呢？糟糕就是人行道上的一滩狗屎，一次留级或一例猩红热病，总而言之，某种没有人会说好的东西。恶俗可就不一样了，恶俗是指某种虚假，粗陋得毫无智慧，没有才气，空洞而令人厌恶的东西。……要想一样东西是真正恶俗的，它必须能显示出刻意虚饰，矫揉造作或欺骗性的要素。如割破你手指的浴室水龙头是糟糕的，可如果把它们镀上金就是恶俗了，不新鲜的食物是糟糕的，若要在餐馆里刻意捧上不新鲜的食物，还要赋之以‘美食’之名，那就是恶俗了。”

　　为艺最需要放松，所谓“凝神静虑，收视反听”，所谓“先散怀抱”都是这个意思，不放松时创造的艺术总是有一种造作忸怩之态，毫无和谐之美。放松不下来除了功夫不到家之外也还有精神状态是否散淡的问题，说白一些，便是自甘寂寞的精神不够。刘熙载说：“书非使人爱之为难，而不求人爱之为难。盖有欲无欲书之所以别人天也。”可见读书不难，成名不难，寂寞最难。明白了这些，也就明白了古贤诗、书、画、印中的淡雅是从何而来的了。

　　一次琴会上，琴家李庆中老先生说：“琴是古代士人用来修身的乐器，是古代的‘六艺’之一，是给三五好友来听的。所以她的声音有些低，不求喧嚣。要品她的淡味，雅味，宁静致远。”我觉得老先生说的很重要，有寂寞之心。

　　有一次学生问朱家济先生，金石气、霸气、学问气……朱先生接过话头说：“只有一气即书卷气，其他这个气，那个气都是俗气。”

　　古人说的简易行藏，是指出外或行止不作异常姿态，看看今天的艺术家与古人是多么不同。心智又是多么的平庸。

　　朱熹说：“凡古人之书，读之，觉中庸平直，无矜才使气之语，而多忠厚恻怛之思者，必真实语也。初读之甚觉新奇可喜，继读之则无精义，其立说专求胜人，而惟以见知于世为务者，必多伪言也。”我曾与身边的朋友推荐过沈尹默的书论就是这个原因。

　　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说：“汉文气味最难学，只能浸润自得，未可摸拟而致。”此说移至治印亦然，陈曼若、张颔二老的印章高出时流之上。原因为时流多摸拟家也，二老则浸润自得于秦汉也。

　　书者如也，心不若人而欲书之过人，虽勤而无宜也。如八大的呆、徐渭的乱、傅山的狂、山谷的散，若无此四人之胸襟而学其字必入魔道。犹东施之捧心效颦也。

　　大凡天地间的高级事物，皆形简而意繁，比如，《易经》《道德经》《诗》《书》等等。而形式复杂者，绝少精微。书印艺术就产生于这种文化之中，学习者略加思维，便有悟入处。

　　中国文化强调的是，只要我们对生活有了高度的觉解，我们所做的平常事也就有了不平常的意义。至于能否成就外在的功业，则有赖于各种机缘。但只要我们有所发挥创造，我们的内心得到了某种精神上的满足，这也就实现了我们生活的目的。懂了这些也就明白了中国古典艺术为什么那样推崇山林气、书卷气的品格了。

　　习印者都说“印宗秦汉”，其实集其大成者在汉而不在秦。细考汉印，其风格之多样，内蕴之精深，可谓前所未有，登峰造极。汉印之美可以囊括上下五千年，而古玺和后来的流派印之美也只是这印史长河中的一段涟漪而已。史上的印学大家为什么无一例外地极力推崇汉印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说书法曾经给了汉字无穷的魅力，那么篆刻则又将汉字的古雅之美推向了极致，这大概是篆刻曲高和寡的原因，所以我曾说过印者，隐也。

　　知书、善书是刻印的基础。印中只见刀石不见笔墨，格终不高。这是一句古人的话，我理解这其中的笔墨，除了遣笔使墨之外，还有一些文化修养的成分在里面，可以这么说，笔墨味也就是书卷味，她的基础就是中国古典文化。

　　有人鄙视重复，其实在艺术修炼中，重复是强化内心情感的一种有力手段，同时也是创造一种最初节奏的有力手段，这是一种任何艺术形式中达到最初和谐转换的手段。“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编者把这句话放在开篇，其实是有纲领意义的。

　　章太炎说，“近世人才不起，国无纲纪，原其大端不出二事：论政者务治人而忘修己，言学者主游艺而不依仁。”这话说的很深刻。说明反躬求己，为己之学是多么的重要。他还有一句话说“中国学术，自下倡之者则益善，自上建之者则日衰。”可见学在民间，道在山林，自古以然。

　　历史上从来没有早熟的书家，这是书法的特质决定的。所以那种所谓的习书速成法也只是写写字而已，不可当书法看待。书法反而是一种治疗急功近利的良药。所以只要路正，则不怕缓，要之，渐进则易收功，急进则多阻力。经验告诉我们，凡至理多自从容不迫处得之。矜心欲有所为者则往往不如初志。古人讲“持之以恒、久久自通”正是这个道理。

　　沈尹默在《关于曹娥碑》的文章中说：“古迹中有既真且好者，有好而不真者，亦有真而不好者。分别看待才算公允，所谓既不诬古，又不欺今，这是鉴赏家必须注意的一件事情”。其实作为书法学习者而言也应具此法眼，不然取法有误，贻害无穷。

　　章学诚说：“君子之学，贵开风气，而不贵趋风气，即使已叫风气，无论所往是非，皆已演成流习，而谐众以为低昂，不复有性情之自得矣。”为学者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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