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刮沙，就变成了北宋。”

　　当一场西起喀什、东至哈尔滨的扬沙席卷中国时，沙尘暴在时隔几年后再次光临北京，但网络段子的神奇之处在于，历史的映照往往穿透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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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413年，当匈奴后裔赫连勃勃来到今天的陕西靖边一带时，呈现的他眼前的，是一个水草丰美、“临光泽而带清流”的牛羊遍布之地，这位十六国时期的枭雄忍不住赞叹说：

　　“吾行地多矣……未见若斯之美。”

　　于是，这位大夏国的开国国君征发十万人，耗时五年在此营建都城，为了确保工程的施工质量，每建一小段城墙，赫连勃勃的手下就会让弓箭手在一定距离处对着城墙放箭，如果箭头穿入了城墙一寸，那么建筑这一段城墙的民工就会被全部杀掉，然后把尸体扔进城墙中作为筑城材料。

　　赫连勃勃的要求标准是，只有当弓箭射到城墙上被反弹落地，那段城墙才算修建成功。

　　五年后（418年），这座被称为“统万城”的匈奴都城终于竣工，当时，大夏国秘书监胡义周撰文称赞这座城市说，城池周边“石郭天池，周绵千里”，城里则是“华林灵沼，重台秘室，通房连阁，驰道苑园”。

　　但这座被赫连勃勃寓意“统一天下，居临万郡”的雄奇都城，并没能护佑匈奴人多久，统万城建成仅仅9年后（427年）就被北魏大军攻破，此后数百年间，这座城池几经战乱，到了唐代时，曾经水草丰美的统万城，在历经数百年的人类开发破坏后，周边的毛乌素沙地正在逐渐成型，此时周围已是“皆流沙”、“风沙满眼”、“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

　　到了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宋军在经历与西夏的反复争夺后终于攻占统万城，为了防止西夏重新争夺，宋太宗下令大军摧毁统万城，对于统万城（当时称夏州）当时周边生态环境的恶化，宋太宗曾经说：

　　“夏州深在沙漠”。

　　从公元418年建成，到994年成为“深陷沙漠”之地，统万城仅仅经历了500年时间，就成为了人类开发破坏的“经典之作”。

　　统万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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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中国人与流沙的邂逅才刚刚开始。

　　就在统万城深陷流沙之时，北宋帝国也开始困扰于沙尘暴的袭击。

　　就在父亲宋太宗下令摧毁统万城仅仅13年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三月，北宋首都开封遭遇了一场特大沙尘暴的袭击，“三月甲寅夕，京师大风，黄尘蔽天，自大名历京畿，害桑稼，唐州尤甚。”

　　当时，这场从今天的北京大名，一直吹到河南开封、泌阳（宋代唐州治地）的特大沙尘暴，让宋真宗苦恼不已。北宋立国167年间，后期100年记载的曾经席卷首都开封的沙尘暴就达13场之多，当时，这些主要来自西北的沙尘，不仅波及开封，甚至金扬沙连远在江南的浙江江山县，都能感受到这些沙尘暴的威力，以致北宋时江南一带有俗语称为“黄沙落”。

　　北宋时，有的沙尘暴甚至持续达10天之久，以致百姓不敢出门，店铺不敢经营，有的老弱病残甚至因为长期被困家中以致饿毙。

　　根据科学家研究，沙尘暴在地球史上已经存在达数千万年之久，但人类的出现与垦荒砍伐，却将沙尘天气越来越推向极端，在中国古文献记载中，古人将沙尘暴多称为“霾”，比如，“大风霾”、“风霾”、“大霾”、“沙霾”、“尘霾”等。

　　按照科学家研究，形成沙尘暴主要有3个因素：大风、不稳定的大气层结、丰富的沙尘源。

　　如果说大风、不稳定的大气层结这两个因素是地球大气的自然运动状态，那么丰富的沙尘源地，则越来越拜人类所赐。

　　学者们在研究中国古籍资料后统计得出，随着中华文明史的推进，关于沙尘天气的记载，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从时间上看，在公元前4世纪，关于沙尘天气的记载只有2次；

　　到了4-10世纪的700年间，中国境内关于沙尘暴的记载出现了39次；

　　11-15世纪的500年间，中国境内关于沙尘暴的剧增到了97次；

　　而从16-19世纪的400年间，沙尘暴的记载共出现了115次。

　　由此可见，统计时间在不断的缩短，但沙尘暴的记载次数却越来越频繁，而且，当时的沙尘暴记载有个特点，就是从先秦时期的主要局限在西北地区，开始呈现东扩的趋势，例如北宋时，当西北的统万城（黄河上游）深陷流沙之时，相对东部的河南开封等黄河流域也开始频繁出现了沙尘暴的记载，而到了元明清时期，整个华北地区，都广泛出现了关于沙尘暴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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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中国地区的沙尘暴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的越来越频繁出现，与各个时期的气候冷期、干旱背景也有很大关系。

　　史学家总结发现，当气候进入冷期，西北与北方遭遇长期干旱，少数民族不断南下侵扰的魏晋南北朝、辽金，以及明末到清中期等游牧民族南下时期，恰恰也是沙尘暴记录的高峰时期，因为冷期与干旱造成草原的退化和沙地沙漠的形成扩大，从而为沙尘暴提供了广泛的策源地，这也可以看做是少数民族南下的气候与环境背景。

　　但气候环境的循环古已有之，为何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沙尘暴才开始形成越来越肆虐之势？

　　从世界范围来看，沙尘暴在全球共有四个高发区：这分别是非洲撒哈拉沙漠南端、澳大利亚、中亚地区、美国西部和墨西哥北部。

　　在中国，沙尘暴的策源地则有四大源区：分别是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地区，甘肃河西走廊和内蒙古阿拉善盟地区，内蒙古阴山北坡及浑善达克沙地毗邻地区，蒙陕宁长城沿线。

　　中国主要沙漠、沙地分布。

　　而中华先民的不断拓荒开边，则是沙尘暴加剧的重要原因。

　　公元前121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遣霍去病出击右匈奴，大汉帝国拓地千里，将今天东起兰州、西至敦煌的整个河西走廊首次纳入华夏版图，此后，汉帝国在河西走廊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四郡，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置，中华先民也开始了对原本水草丰美的河西走廊的移民拓边。

　　但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地区，从西北的河西走廊到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再到黄土高原，随着人口繁衍，中华帝国的人口，也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5959万人，增长到了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的8000万人左右（人口学家估算，含人口逃逸在内）。到了南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南宋加上金国、西夏、大理等国，人口学家预测当时中国人口已破1亿。

　　随着中华帝国的人口增长和边疆拓荒，曾经在《汉书·西域传》中频繁出现的楼兰、龟兹、且末、精绝、莎车等绿洲古国逐渐消失，并被不断扩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所吞噬；

　　这种沙漠化的趋势，逐渐从西向东，向中华文明的腹心地带扩张。

　　从汉代开始，原本森林密布的内蒙古阴山、河西走廊，在中华先民的开发拓垦下，许多地方开始从森林、草原退化为戈壁、沙漠；

　　在河西走廊以东的甘肃天水、陇西一带，西汉时期，那里还是“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的森林茂密之地，然而三四百年后，到了曹魏景元四年（263年），当司马昭率军西征羌人时，灵州（今宁夏灵武县）等地已经是“北临沙漠”；

　　而在五胡十六国时期还是水草丰美的统万城（位处今陕西靖边），到宋代时开始“深陷沙漠”，被不断扩大的毛乌素沙地所吞噬；

　　统万城对面，原本水草丰美的乌兰布和地区，由于秦汉时期，中央政府为了抵御匈奴入侵，在河套平原大规模屯垦驻军，以致草原植被遭到大规模破坏，到了北宋时期，原本属于草原的乌兰布和地区成为了“沙深三尺，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驼”的沙漠地区。

　　可以发现，在中华先民不断的拓荒开垦中，从新疆到河西走廊再到河套平原地区，沙漠和沙地的扩张从西向东不断蔓延，而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不断加剧的沙尘暴记载，正与这一历史时期的沙漠沙地从西向东的东渐趋势高度吻合。

　　除去人类无法左右的大气候环境影响，可以看出，中华帝国的不断拓边开荒，在不断扩张帝国边疆的同时，也带来了边疆环境乃至原本属于腹心地区的环境破坏，而破坏的结果，就是沙尘暴跟随着人类破坏的脚步，接踵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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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年，时不时困扰于沙尘暴的北宋帝国，在靖康之变的耻辱中灭亡，但入主中原的金人很快发现，他们也将时常遭遇沙尘暴的苦恼。

　　金朝贞元三年（1155年）农历四月，刚刚将金国首都迁到中都（北京）才两年的海陵王完颜亮一觉醒来，发现整个北京城都陷入了沙尘暴的包围，当时，整个北京“昏雾四塞，日无光”，这场沙尘暴持续了长达17天之久，让完颜亮苦恼不已。

　　这场超级沙尘暴过后不久，金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年），北京城再次出现了沙尘暴“雨土”的记录，当时，北京城在沙尘暴包围下，尘土犹如下雨般从天而降；此后，金朝大定二十三年（1183）的三月和四月份，又出现了两次沙尘暴“雨土”的记录。

　　在中国沙漠和沙尘暴的挺进步伐中，这种从西向东的扩张，此前是从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河西走廊-河套平原-河洛地区蔓延，但从金人开始，随着金人定都北京，华北平原关于沙尘暴的记录也越来越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史官和记录者对政治中心关注度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随着帝国的首都北迁，对北京周边以及华北平原的生态环境破坏也日益加剧。

　　关注中国政治和经济中心迁移的趋势可以发现，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三千年来呈现出不断东迁的趋势，从长安-洛阳-开封，这种政治中心迁徙的背后，原因则是因为原本立都的关中平原，以及作为关中平原生态屏障的河西走廊、河套平原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所致，而明末的农民大起义最早就是从生态环境最为恶劣的陕北黄土高原地区发端，并非没有根源。

　　另一方面，随着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趋于恶化，来自西北地区的匈奴、突厥、回鹘等少数民族势力也不断减弱，中华帝国的边防压力，也逐渐转移到了生态环境仍然相对较好的东北地区，由于从东北而来，这就使得建立金朝的女真人、建立元朝的蒙古人选择了在当时相对东北方向的北京立都，并依赖京杭大运河，不断吸取来自江南地区的财赋维持帝国运转。

　　困扰于沙尘暴的金国，最终在1234年被蒙古和南宋南北夹击灭亡，此后，蒙古人又灭亡南宋入主中原，为了营建大都城（北京），蒙古人在北京周边不断砍伐森林，使得北京周边的森林植被急剧减少，当时，仅仅1280年为了修建北京圣寿万安寺，蒙古人便派出军队四千人在北京周边砍伐了58600根木料。

　　随着北京周边森林植被的大规模破坏，元朝时北京关于沙尘暴的记录也越来越频繁：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二月北京“雨土”，元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三月“雨霾”，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三月“雨土霾”，至顺二年（1331）三月继续“雨土霾”，到了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四月，北京城更是出现了“天雨红沙，昼晦”的大沙尘暴。

　　历经金、元两代的破坏，到了明朝，随着朱棣时期从南京迁都北京，北京周边植被在休养生息几十年后，再次遭遇了大规模开发破坏，到了明穆宗隆庆年间（1567-1572年），大臣庞尚鹏就上奏说，北京周边的蓟州和昌平一带，由于森林的大规模砍伐导致“蹊径日通，险隘日夷”，由于森林消失，蒙古骑兵很容易长驱直入，因此庞尚鹏向隆庆皇帝建议，应该发动军民多多植树造林，以巩固边防。

　　由于明代森林的大规模砍伐，根据史书记载，从明朝有沙尘暴记录的1441年开始，到1644年明朝灭亡，204年间，史书中共出现了97次关于沙尘暴的记录，由于可见沙尘暴的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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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疆楼兰、陕西统万城在黄沙侵袭下逐渐荒废同时，沙尘暴的脚步，也从西向东，从北向南，开始了不断扩张的旅程。

　　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4月5日，山西大同、怀安等地开始出现沙尘暴，以致“昼昏晦不见”，这场沙尘暴在当晚就刮到了河北晋县“夜黑风飞瓦”，然后又挺进安徽安庆等地造成当地“黄雾四塞”，两天后的4月7日，这场沙尘暴的尾货又抵达上海，开始了一场持续三天的风霆和降尘，造成上海“午刻大风扬沙,雨黑霆三日”。

　　如果说沙尘暴在唐宋以前更多是局限在西北地区，唐宋开始，沙尘暴开始不断向东波及洛阳、开封等地，而从明清开始，关于沙尘暴从北向南不断吹到长三角流域的记录也越来越多。

　　进入清代后，随着雍正元年（1723年），清朝普遍推行“摊丁入亩”，正式取消实行了两千多年之久的人头税，此后，大清帝国在政策利好，和番薯玉米马铃薯等高产美洲农作物广泛传播等农业革命刺激下，开始出现了人口大爆炸，到了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当时中国人口突破了3.13亿人，到了道光十四年（1834年）更是突破了4亿大关。

　　随着人口的大爆炸，为了应对不断膨胀的人口压力，以及加大拓荒、舒缓财政压力，清朝官方在初期湖广填四川的基础上，开始不断鼓励边民移民新疆、闯关东、走西口，这就使得东北部原本水草丰美的科尔沁草原、呼伦贝尔草原等地也逐渐退化成为沙地，在此情况下，中国的沙尘暴策源地，西起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至内蒙古与东北接壤的呼伦贝尔沙地，这长达数千公里的沙尘源区，也使得大清帝国开始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生态压力。

　　就在大清帝国人口不断膨胀的同时，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3月23日，河南开封、尉氏等地出现了沙尘暴“大风夜作，黎明天赤如血，雨土竟日”，随后，这场沙尘暴又席卷河南汶上，以致当地“天色红如血，稍间变为黑云、漫天大风，昼晦，人对面不相见。”接着，这场沙尘暴又迅速南移途经安徽沛县、巢县、无为，到了3月24日，这场沙尘暴已经到达上海、浙江湖州、桐乡等地，造成这些地区“雨黄沙两日方止。”

　　在这种沙尘源区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北京的沙尘暴记录也越来越多，到了晚清时期，状元翁同龢就在日记本里，不断记录着北京的沙尘暴，例如：1862年5月18日“黄沙张天”；1863年5月6日“黄沙蔽天”；1864年4月4日“大风落沙”；1865年3月22日“黄尘漠漠”；1866年5月27日“飞沙走石”；1867年3月23日“大风尘霾……黄沙漠漠者竟日”。

　　北京城这种越来越频繁的沙尘暴记录，背后彰显的，正是明清人口大爆炸、边疆拓荒屯垦不断加大导致的生态大破坏，到了晚清时期，1891年3月22日，德国驻华使馆翻译生佛尔克就在书信中说：“最近一段时间……风沙很大。对于散步来说，街道上的尘土原本就已很厚了，现在尘土都盖满了墙壁。这种沙尘暴是从蒙古的沙漠里来的，大多要刮好几天。它们无孔不入，哪怕在密闭的屋子里，所有的家具仍然蒙金扬沙上了厚厚一层土，甚至手绢上也是一层土。”

　　这种沙尘暴，也让长期居住北京的老外们感觉到郁闷绝望，1897年1月，德国驻华公使夫人伊丽莎白·冯·海靖就在日记中写道：“我对北京街道的物理反应，如同让我亲吻一个对我来说十分恶心的人。……天上刮着可怕的沙尘暴，屋外的严寒冻彻心骨。”

　　到了民国时期，北京的沙尘暴有增无减，1917年3月，美国著名记者爱伦N·拉莫特前往觐见民国总统黎元洪，没想到路上遭遇沙尘暴，当抵达总统府时，拉莫特和她的同伴们“变成了一群宛如从沙堆里刚刚打过滚再站起来的人……所有这些对我们个人的外表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多年以后，拉莫特将自己于1916和1917年从中国写给亲友的书信结集出版，并特地取名为《北京的尘土》，在书中拉莫特郁闷地回忆北京的沙尘暴说：

　　“他们说一个人不会体会朽烂的意义，直到他看到北京。”

　　那时，古老的中国正酝酿巨变，而这些从明清至民国愈演愈烈的沙尘暴，其背后所暗藏的生态巨变，正是辛亥革命等一系列伟大革命背后的环境动力，而从晚清开始中国长期的剧烈动荡，背后都有着沙尘暴所代表的生态恶化等慢变量的长期影响。

　　因此，当我们回顾历史时，才发现环境保护，从来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总是关注于帝王将相等表面的政治风云，却忽略了生态环境这个暗变量和慢变量对历史的冲击和催化。

　　所谓天人合一，并非虚谈。

　　参考文献：

　　王长松：《中国历史时期沙尘暴研究进展》，《中国沙漠》2010年9月刊

　　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史念海；《历史地理学十讲》，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

　　孙冬虎：《北京近千年生态环境变迁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版

　　（德）海靖夫人：《德国公使夫人日记》，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美）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英)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